上周我参加大活动也就是澳洲电信，也就是CEO的会议，会议上讲了一个故事，他跟摩托罗拉的老总再一次晚宴上就问到了企业领导力的问题，摩托罗拉的老总说他们现在是很糟的，不会像以前那样心情很平静，每天早晨照镜子的时候，就想今天要面对怎样的变化的这些变化对公司和企业造成怎样的影响，世界现在已经变成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融合在一起。

　　我们看花旗银行，前些时间跟花旗地产部的负责人谈在中国房地产的投资以及收购方面的内容，华旗集团在房地产的战略已经不会像之前那么清晰。去年年尾的时候，整个集团还在提倡大力的收购，在全球收购不动产，到了年尾的时候，去年年底的时候，领导又开始说，尽快的卖出，将手上掌握的不动产卖出去的。花旗公司战略的变化已经变得非常的快，以前是一个战略下来可能是五年甚至十年不会改变的，现在的变化是非常快的。

　　地产中有两个例子，去年碧桂园(企业专区,旗下楼盘)上去了，今年恒大没有上去，基本上是没有成功的，我相信他们之间的做人是没有如此之大的差距，但是公司是不同的，而且世界的变化是很快的。我觉得，一个企业在新的状态下，如果大家认为有什么不确定性的因素，还是相对理想化的状况，我们必须塑造历史，就是加强管理不确定性因素的能力，我相信这是企业未来，包括领导人需要具备的重要的管理意识或者是能力。

　　刘 晖：谢谢代建功先生，他为我们描述了不确定性的世界，是混沌的，非线性的，当然也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到底对不确定性的世界我们应该如何做，请佘学彬先生做主题陈述。

图为大自然地板董事长兼总裁佘学彬

　　佘学彬：我不是做地产的，我是做地板的，我是这样看待的，我们是否可以用基本论看房地产，我认为房地产是很大的产业，也是一个很大的行业，我比较认同张总的观点，从中国的发展来说，我发现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城市化不断的增长，虽然专家有些悲观，但是规模也达到了1700万，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不断上升的，企业的增长最大的是员工工资的增长，实际上这是购买力。

　　中国人的特点是，喜欢有自己的房屋，他们会比较踏实的，跟国外是不同的，我们到国外和欧洲的时候，一条路他们30年没有动过，那很糟糕，如果我是做地板的就要死了，中国不要说30年，3年都不知道是怎样的，我认为从基本面来看，房地产是很大的产业，这是很大的行业，关键是如何经营行业的一情况，我认为目前是短期的行为。反过来说，如何多一点研究房地产行业是如何做的，可以在自己的范围内变得更加的可控。

　　今天星河湾的梁总说一个因得出三个果，是否可以用品牌，将企业的形象做出来，要达到怎样的产品，从而控制风险。

　　我认为还是要将内功锻炼好，行业中，毛利润达到了40%，今天在座的美的空调、海尔他们的毛利率是多少，大家就比较一下行业就明白结果是怎样的，有的是千分之四或者是百分之一，我认为可控的风险要取决于老总。例如经济是否有泡沫，房地产价格是否下滑，中国的CPI以及油价达到了140美元，楼价高跟人的血糖高是一样的，洗澡都会出问题的，现在是否可以控制是一个问题。

　　有的人说，现在发现全球的央行掌控的能力很差的，从总体来说，现在有很大的不确定因素，有专家说中国的GDP会维持在8%，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8%比美国的1%的增长是比较明显的，今天的核心是如何抓好房地产行业的内功，将品牌核心产品，最终是跟产业链的管理结合起来，一定要将产业链的管理做出来，我过去参观了很多的房地产，问他们的核心产品在哪里，是否是品牌中的品牌，这是非常重要的话题。

图为路劲基建主席单伟豹

　　单伟豹：房地产的需求是刚性的，是非常确定的，我们分析原则上的东西，城市化每年是1700万，在欧洲就是一个国家了，每年我们是建设一个国家，民间储蓄率是18万亿元，需求是良性的，我不认为会有大的变化。

　　不变的因素是，现在面临的环境是正常的循环，从2002年开始，国家的宏观调控不断的出台，房屋的价格就不断的上升，实际上是不正常的，2007年成为脱缰的野马，现在是面临冬天，春天很快就到了，不是结构性的问题，房价上涨了很多，应该调整了，同比数量和价格都会变化的，就像深圳的价格也调整了，国家干涉后，市场就会提早的调整，整个的趋势不是任何人可以预知的。冬天来了春天一定会来的，我们没有在结构性上有大的变化，因此房地产中长期一定是变化的。

　　中国的GDP的增长，去年是11.6%，今年也会保持在10%左右。就算受外部的影响，未来的五年也会维持5%的增长，对于中国来说也是正面的。

　　我认为确定的因素是资金链的问题，这也不是很大的灾难性的问题。我没有了解整个的行业，我看了十大上市公司，有的在香港上市，有的在国内上市，他们虽然在降价，不断的促销，成本高了，他们还是完全有利润的，十大经销商都是在正常的情况下经营，价格比较稳定，如果在亏本的情况下，例如10亿元亏损了10%，就剩下9亿元，在有利润的循环下，资金链是不会断裂的，最多将自己开发的节奏减慢拿土地的速度减缓，我认为6个月内大的公司没有发生任何的问题，当然中小企业和上市公司有可能会发生问题，这也是非常正常的。

　　最后一个确定性的因素，在这种发展比较慢，步子比较慢，大家比较保守的情况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就是优化企业，所有的房地产要注重人员的培训外，其它的也很重要，我们要将自己的企业优化，将我们的人员和规章制度规范化，优化自己的企业，春天来的时候，无论是明年还是后年，基本功练好了，企业就会很快的发展，这是谁都要做的，快速的发展是否可以跟得上调整和管理，趁此机会，现在大势是慢的，每个企业都应该这样做，我对房地产的前景是乐观的，不觉得会有灾难性在我们的面前。就算有了灾难性，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比较厉害的，反过来就会将20%的产业扶持住，这是有可能的，大家不要担心，春天很快就会来的。

　　刘 晖：下面有请梁上燕女士发言。

图为星河湾地产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梁上燕

　　梁上燕：确定和不确定每分钟都在变化，我来博鳌之前我知道我自己的服装，给了我一个大号，晚上一看是加加大号，我知道自己的号，很多的专家很高，就我跟聂会长是女的，今天很感动的，我比以往都早一天到博鳌论坛，以往是下了飞机就发言，不知道前面讲了什么，从早上到下午，发现没有发言的专家和行业领导都座在哪里，有很多的董事长，这是这几年很少见的，大家发言后都走了，确定性每一分钟都在改变。今天有很多的海外企业和投资家进来，当年做广州华南板块的时候，广州人认为不可能的，十年内不会变成中央住宅区，全广东和中国的媒体都在批评华南板块，八年后大家就认为是可以这样超越的，国外很多的发展经验不一定适合今天所遇到的问题，确定和不确定掌握在大家的手中，今天从来没有如此的关注，第一排和第二排有很多的领导和专家，我们要确定今后要做细做好挖掘企业做内功，我们不确定的是，今天大会有几百人，是否可以给政府和各方面递我们共同的宣言，我们知道跟过去的十年不同的是，我们知道责任在哪里，知道行业的规范在哪里，大家趁此机会在这里，大家意识到可以规范自己的同时，不确定性就会变成确定性，现在有很多的不明朗也可以早日的明朗，实际上做好内功，还有一条路就是共同的找出解决的方法，就可以早一点的结束，而不是等着看一、二年，还是三年内有渠道，跟政府层面沟通，因为国外的不一定适合中国，谢谢。

　　刘 晖：谢谢梁上燕女士，提到了重要的方法论的问题，各位嘉宾都进行了主题阐述，在此邀请嘉宾主持对他们进行评点，任志强先生对各位嘉宾的发言进行点评。

　　任志强：确定和不确定性看法不同，有的人说企业的确定性是最重要的，及时下降了一半，房屋也可以卖出去的，去年是4亿元左右的销售额，如果企业的产品是最好的，可能下掉了一半也可以活的很好，这就是企业基本功和产品所决定的确定性，佘总就是这样的看法，我们的企业只是管理风险，风险是不确定性，代总认为的不确定性是否可以发展，企业家承担的风险是企业拥有的能力之内，超出了能力控制，不确定性就承担不起这种风险。不确定性对每一个人来说是必要的，张总更希望现有的刚性需求可以满足发展的要求，政策的改变有利于启动需求，让企业发展的更好。

　　陶冬先生更多的是从国际市场的眼光看中国，关注的是宏观经济面的不确定性，宏观面的不确定性比行业的不确定性更为重要的，因为房地产在所有的宏观经济中是一部分，不可能那个国家的房地产脱离了宏观经济谈房地产，因此我不同意王石的观点，如果其他的行业都下降，房地产上升，就不是同步的，房地产业跟宏观经济是同步的，亚洲金融危机后房地产曾经一枝独秀，不管受国际还是过类的因素如果出现大幅度的下滑的时候，应该就会很大。

　　单总说下跌到5%，我们还是世界最前列的增长速度，但是对中国来说就不一样了，每下跌1%，下跌的就是企业的利润，也是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就业，如果下跌3%—5%，跟国外是不同的，就意味着有大量的事业，有其他的并发症产生了，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来说影响会很大，房地产也不会一枝独秀不受伤害的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我认为不太现实。

　　总的来看，如果中国在高速发展过程中，保持了高于其他的国家，但是远远低于自己速度的增长，就是一种危机，我们在1997年7.2%、7.8%就出现了滞胀中国高速发展的情况中跟发达国家的增长是不同的，也许他们的1%或者是2%很好的，甚至日本连续多年没有增长也过得去，如果中国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未必可以像日本那样度过难关，或者是像只有1%或者是2%经济增长的国家那样过得好，因为有很多不如别人的发展状况，例如政府加大社保的支出，如果没有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保的漏洞是很大的，发达国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有多年的积累和成熟的GDP的沉淀，中国没有那么多的沉淀，这样就出现了陶冬先生说的比较大的经济波动和其他的问题，不知道我评点的是否对，我没有太多的时间，谢谢各位了。

　　刘 晖：谢谢您精彩的点评，刚才任志强先生已经将论坛代入了第二个阶段，就是主题陈述后有一个对话的环节，陶冬先生提到了GDP增长8%就要达到滞胀，佘学彬先生认为5%也会很好，任志强说经济就会受到影响，陶冬是先提出这个观点，为什么下降到8%就要打保卫战。

　　陶冬：中国经济两个比较大的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中国有大量的就业不足的情况，这是过去若干年农村经济和城市就业市场，分开割裂开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如果要想中国的经济增长，过低的话，就业势必成为一个大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北京的决策层对于8%如此的关注，关注的不是数字，而是数字背后的社会稳定。

　　第二，中国经济中的非效能性、相关性。中国8%的经济增长不是全部由经济产生的，有很多是浪费的，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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